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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體現了生產決定分配、生產力決定包括分配關系在內的生產關系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明了高質量發展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作為進入新發展階段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的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之一。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揭示了推動高質量發展與促進共同富裕的內在聯系，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我們黨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

　　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馬克思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后的未來社會“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使命，促進共同富裕是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長期奮斗、共建共享的過程。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經過長期浴血奮戰，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黨領導人民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我國長期發展和走向共同富裕打下了重要物質基礎。

　　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分階段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黨的十三大制定分三步走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第一步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第二步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到20世紀末，我國成功實現了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在邁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但是，當時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

　　共同富裕是我們黨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但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還比較低，城鄉、區域、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差距還比較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還不夠高，促進共同富裕是長期、艱巨、復雜的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共同富裕提出了新的奮斗目標：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指出：到2035年，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我們要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著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有為地進行努力。

　　高質量發展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1949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僅有27美元，為亞洲人均國民收入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人均國民收入57美元的一半。在這樣的基礎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必然要經歷漫長的發展過程。我國之所以能夠解決人民溫飽問題進而使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就是由于改革開放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同樣，我國之所以能夠在本世紀用20年時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使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也是由于生產力水平、經濟總量、人均收入有了顯著增長。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這一重要論述具有深刻的理論內涵。它體現了生產決定分配、生產力決定包括分配關系在內的生產關系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明了高質量發展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是新時代新階段我國發展的新特征新要求。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要求以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重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而這正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同時，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的內外環境和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是解決過去高速增長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突破資源環境瓶頸的必然選擇，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只有依靠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持續推進高質量發展，不斷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把可分配的“蛋糕”做大做好，并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才能穩步向共同富裕目標邁進。

　　分配對生產、分配關系對生產力有促進或束縛其發展的反作用。分配制度、分配方式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勞動者和企業經營者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從而會影響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在新發展階段，按照促進共同富裕的要求完善分配制度和方式，會對高質量發展產生促進作用。從供給方面看，科技創新日益成為現代生產力和產業變革中最活躍、最重要的引領和支撐力量。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使各類人才獲得合理回報，有利于激發勞動者、企業經營者和各類人才的創新創造積極性，激發更大的創新創造活力。從需求方面看，需求不足是制約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我國有14億多人口，以擴大消費為主的內需空間和潛力還很大。把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需要推動高質量發展，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同時需要通過促進共同富裕的一系列舉措，縮小收入和財富分配差距，繼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互相促進。

　　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完善分配制度和方式

　　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經過長期艱辛探索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顯著特點和優勢：一是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又放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充分調動全社會投資創業、勞動就業的積極性，讓一切發展生產力的積極因素和創新創造活力競相迸發。二是同所有制結構相適應，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三是創造性地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既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效益；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彌補市場失靈，推動經濟穩定協調發展。因而，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廣泛包容性，既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發展，又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必須長期堅持。同時，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需要進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逐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和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初次分配是人們獲得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為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的主要途徑。完善初次分配制度，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勞動是物質財富的重要源泉，是產品和服務中新價值的創造者，是首要的生產要素。在初次分配中體現按勞分配為主體，需要處理好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的關系，貫徹多勞多得，健全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這既有利于充分發揮勞動者推動企業發展的積極性，也有利于實現勞資兩利。初次分配雖然是市場機制起主要作用，但也要兼顧效率和公平。比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在高質量發展中強化就業優先導向，穩定和擴大就業，提升就業質量，促進充分就業。我國高端技術技能人才和高級技工供不應求、傳統行業中低端崗位勞動力供給過剩的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需要加快發展包括職業教育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在內的各級各類教育，促進教育公平，普遍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增強人力資本和人的發展能力。創業創新致富能帶動更多人創業就業，是先富帶后富、幫后富的重要形式，我們要給予鼓勵和支持，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

　　再分配是指政府通過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方式對國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之后進行第二次分配，對于調節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和財富過大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有必要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在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合法致富的同時，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通過稅收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同時，整頓收入分配秩序，清理規范不合理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國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方面。應堅持循序漸進，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難點和重點。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推進農村人居環境建設。

　　第三次分配是指通過自愿捐贈等公益慈善事業的方式進行社會救濟和社會互助，有利于改善分配結構，是對初次分配、再分配的有益補充。第三次分配基于社會成員自覺自愿的行動，國家稅收政策可以給予適當鼓勵，但不帶任何強制性。隨著社會財富積累的規模越來越大，全社會尤其是富裕群體更有能力和意愿為社會公益慈善事業作出貢獻，第三次分配對促進共同富裕也將發揮更大作用。

　　（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22年01月14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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